「無兒無女」老了後悔嗎? 66歲阿姨「一個人安度晚年也挺好」 送走父母後:全心全意為自己而活


前段時間知乎一個帖子上了熱搜:一個不婚不育的53歲剩女,後悔了......

評論里大家也是眾說紛紜,有人同情「無兒無女的晚年,不免凄涼」,也有人反駁「發帖的人不過是個特例」……


所以今天分享的這篇文章,來自66歲的@鄭真宜,她是50後,出生於上海的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,她說自己「既無伴侶也無孩子,孤身一人過著晚年生活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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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D | zpselfie來源 | 自PAI


她在上海租房住,這是最近在家裡拍的照片。

66歲無兒無女,回顧過往,偶有傷感,同時又覺得欣慰。父母已安然走完人生最後一程,兩個哥哥和一個妹妹都成家立業,事業也都交由他人打理。

她說,餘下的時光,終於可以不被任何事情牽絆,全心全意為自己而活。


以下就是她的口述整理。

我從美國回來是在2016年,一到上海又搬回到童年時住過的五原路上。

幾十年過去,上海的變化天翻地覆,唯獨五原路仍留在舊時光里,一樣寬闊的街道、蔽日的梧桐樹、兩旁整齊的洋房,恍惚間,好像我從未離開過似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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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原路街景,這是我最近拍的。

上一次搬進五原路還是在我三歲的時候,那時家裡富裕,父母兩人都有著令人羨慕的好工作。

我父親擅長音樂,是上海音樂學院的小提琴和中提琴教授,母親是淮海醫院的醫生。我上頭有兩個哥哥,後面還有一個妹妹,為了照顧好幾個孩子,家裡專門請了兩位阿姨負責做飯、打掃衛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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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1年,我(前排右一)和父母、兄妹的全家福。


從我記事起,家裡就備齊了電話、放映機、三角鋼琴等等,這可全是那個年代的稀罕物,我那趕時髦的父親甚至還擁有兩輛摩托車。

此外,我的衣服和玩具也大都是進口洋貨,走在外面,大家總愛戲稱我為「大小姐」。

我父親叫鄭金鑾,上世紀五十年代,他常在上海蘭心大戲院(今「蘭心劇院」)舉辦小提琴獨奏音樂會,母親只要不加班,也會穿上精美的旗袍,踩著高跟鞋,帶我們兄妹四個赴會。

音樂會座無虛席,看著舞台中央優雅的父親,我心裡別提有多自豪。回到家中,母親若是起興也會彈幾首鋼琴曲解悶。

可以說,我們兄妹幾個從小就是在父母的音樂熏陶下長大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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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父親出生於書香世家,

母親是商人的女兒,倆人門當戶對。

和兩個哥哥一樣,我從三歲那年開始學習音樂。

在我家,小提琴是必修樂器,另外還要再自選一門樂器作為輔修,我選的是鋼琴。小提琴由我父親親自教,他性情溫和,對小孩子很寬容,我練小提琴時拉錯了弦也不指責,只是咳嗽兩聲,一聽見他咳嗽我就趕緊停下來看看譜子,再重新來過。

相比之下母親要嚴格很多,她雖然會彈鋼琴,還是請了更專業的老師來教我,一聽見我彈錯會直接上手打我屁股。

上小學時,我每天放學第一件事就是被母親監督著練琴,吃完晚飯還要繼續練,幾乎沒有放鬆時間。看見鄰居家孩子聚在一塊玩啊鬧啊,我心裡羨慕得直痒痒,可只能乖乖坐在琴凳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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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歲那年的照片,琴有點重,小小的我拿著還挺費勁的。


年齡稍大一些後,我對練琴這件事慢慢不那麼抵觸了,在家沒事還不自覺地哼著歌自彈自唱,母親見我聲音條件不錯,又找來家庭老師教我唱歌跳舞。

於是小小年紀的我便有了一身本領,不僅會拉小提琴、彈鋼琴,還能唱會跳,人見人愛。

我在藝術上全面開花,文化課卻一塌糊塗,尤其數學。那會兒成績是5分制,5分是滿分,3分是不及格,而我的數學成績永遠只能拿到2-,試卷拿回家也不敢跟父母說,只能偷出印有父親名字的圖章敲在試卷上交差。次數多了,老師起了疑心,電話打到家裡事情才敗露。

這之後,母親不再每天逼我練琴,一得空就叫我做算術題。大概精力和天賦都用在音樂上了,我對數學有種天然的排斥,看見數字就兩眼發直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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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辦法,母親只得教我用手指頭做加減運算。手指頭不夠,就把鞋脫了數腳趾,再不行,拿一捧豌豆或一盒火柴棍擺在我跟前。這些笨方法不但不奏效,還讓原本開朗的我變得呆愣愣的,一攤開書本就眼淚直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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練琴時的我,和做算術時的我完全是兩個人。


父親是自由主義者,見我被數學逼得發瘋,安慰我母親順其自然,「我看她以後活得下去的」。

母親這才接受現實,叮囑我好好學音樂,將來千萬不要做跟數學扯上關係的工作。我深知自己別無所長,對音樂越發上心了,很少再挨罵。

因為父母開明,我的童年還算幸福,過得也很充實。可就在1966年,國內環境陡變,父親丟了工作,母親被派去農村當赤腳醫生,兩個哥哥成為下鄉知青,家裡只剩下11歲的我和妹妹相依為命。

為了養活妹妹,我每天去菜市場剝毛豆,剝一斤才給三分錢,一天下來指甲里全是血……

為了不讓父母失望,我每天早上五點就起床練琴,靠練樣板戲把基本功打得越來越牢。在一次偶然的登台表演中,總政歌舞團的招生組看中了我,想讓我進團當文藝兵。

總政歌舞團多風光啊!在軍隊歌舞團系統中處於最高地位,能進去的人鳳毛麟角,像蔡國慶、毛阿敏、李雙江這些後來耳熟能詳的明星都是從總政出來的。


1970年,總政歌舞團招生組成員和我母親(左一)、

父親(左二)、妹妹(左四)的合影。


我自然不能錯過這寶貴的機會。

1968年冬天,父母結束下放平安回家後,13歲的我便一個人從上海坐火車去了北京。

這是我第一次獨自離家,雖然個頭已經超過一米六,看起來和成年女孩無異,心智卻遠未成熟。進團前兩個月,我幾乎每天都哭鼻子,有時因為想念家人,有時因為部隊生活過於嚴格枯燥。

清晨的起床號令吹響後,我很難在兩分鐘內穿戴整齊、打好背包,緊急集合時總是衣衫不整,時不時被班長訓斥。每天清晨的長跑,對我來說簡直和萬里長征差不多,跑完步還要打掃衛生、洗漱吃飯,接著是排練節目,沒有節目時還要練琴、練唱、練舞,循環往複。

好在作為歌隊里年齡最小的女孩,我的才藝水平很拔尖。小提琴和鋼琴自不必說,聲樂學習也從沒斷過。

前幾年,在一家人連生存都成問題的情況下,母親仍借錢給我請家庭老師,她說,「你可以不吃飯,可以穿得很破,可以節約家裡所有開支,但教育上不能省。」

憑藉紮實的童子功,13歲的我成了團里多才多藝的小教員,頗受大家喜愛。


少女時期的我多才多藝、活潑可愛。


進部隊第一年,我每月工資是六塊三毛,此後每年工資會漲個一兩塊錢,直到第五年,我憑藉過硬的成績成功提幹部,工資一下漲到了56元,在上世紀七十年代,這絕對算得上高收入。

我每個月只留下極少的一部分用來買郵票、信紙、衛生巾,剩下的大部分給父母,少部分用來接濟兩個剛參加工作入不敷出的哥哥,這樣的狀況一直持續到我嫁人。

25歲那年,我嫁給了團里一位相識多年的戰友。

自從13歲離家進部隊,我的整個青春期都在部隊度過,沒有任何社會經驗,對婚姻、戀愛更是毫無概念,等到真的和一個男人組成了家庭,才發現這是上蒼跟我開的一個玩笑。

婚後沒多久我就意外流產,還落下了終身不孕的後遺症,沒多久我們便宣告離婚,這段經歷對我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。


婚前的我總是滿臉陽光。


如果沒有那場失敗的婚姻,我的人生或許會更幸福一些。

1983年,我帶著一顆破碎的心請假回到上海。

為了讓我擺脫陰霾,母親建議我去她的出生地香港散散心,那時外婆已經離世,我只能借住在表舅家。表舅在香港當警察,人脈很廣,見人就誇耀我是總政歌舞團的。時間久了,還真有工會邀請我去表演。

原本想著閑著也是閑著,表演一下無妨,沒想到竟然演出了名氣。

工會之後,香港老人院、大學學生會、上海同鄉會都來找我,各類藝術團體的邀請也紛至沓來。我是純義務演出,但每次演出結束,負責人會堅持塞給我一個紅包,少的有幾百港元,多的時候兩三千,而我那會兒在總政的月工資才100元出頭。


在香港攢的幾千元港幣,


我盡數交給了父母,他們一直沒捨得花。

掙錢還是其次,在香港逗留的三四個月,我很慶幸認識了對我有知遇之恩的黃教授,他曾經在美國林肯大學留學,彼時在香港的大學教英文,看過我的表演問我:你唱歌、拉琴這麼好,要不要去美國讀書?

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啊,身邊留學歐美的人屈指可數,而我家經濟也不寬裕,父親剛恢復工作,妹妹在上海音樂學院讀書,家裡光每月房租就高達幾十元,十多年裡還欠了兩三萬元外債。


留學這件事對我來說太過遙遠,黃教授卻堅持為我寫了一份英文申請書,將我的聲樂、小提琴磁帶寄去美國。沒想到等我回上海不久,林肯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就寄到了我家,還提供全額獎學金!


看到錄取通知書,父母高興壞了,他倆一個是杭州國立音專畢業的,一個是浙江私立廣濟醫學各科專門學校畢業的,思想都很開明,一直鼓勵四個孩子學習深造、開拓眼界。

我由於婚姻破裂加上意外流產,本就不願再回到北京那個傷心之地,此刻有另一條出路擺在眼前,自然把它當成了救命稻草。

在父母的支持下,我幾乎不假思索地就決定要去美國,並在很短的時間內辦理了轉業手續,拿到1萬多元轉業費。


轉業前我和父親的合影,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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