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無兒無女」老了後悔嗎? 66歲阿姨「一個人安度晚年也挺好」 送走父母後:全心全意為自己而活


前段時間知乎一個帖子上了熱搜:一個不婚不育的53歲剩女,後悔了......

評論里大家也是眾說紛紜,有人同情「無兒無女的晚年,不免凄涼」,也有人反駁「發帖的人不過是個特例」……


所以今天分享的這篇文章,來自66歲的@鄭真宜,她是50後,出生於上海的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,她說自己「既無伴侶也無孩子,孤身一人過著晚年生活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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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D | zpselfie來源 | 自PAI


她在上海租房住,這是最近在家裡拍的照片。

66歲無兒無女,回顧過往,偶有傷感,同時又覺得欣慰。父母已安然走完人生最後一程,兩個哥哥和一個妹妹都成家立業,事業也都交由他人打理。

她說,餘下的時光,終於可以不被任何事情牽絆,全心全意為自己而活。


以下就是她的口述整理。

我從美國回來是在2016年,一到上海又搬回到童年時住過的五原路上。

幾十年過去,上海的變化天翻地覆,唯獨五原路仍留在舊時光里,一樣寬闊的街道、蔽日的梧桐樹、兩旁整齊的洋房,恍惚間,好像我從未離開過似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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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原路街景,這是我最近拍的。

上一次搬進五原路還是在我三歲的時候,那時家裡富裕,父母兩人都有著令人羨慕的好工作。

我父親擅長音樂,是上海音樂學院的小提琴和中提琴教授,母親是淮海醫院的醫生。我上頭有兩個哥哥,後面還有一個妹妹,為了照顧好幾個孩子,家裡專門請了兩位阿姨負責做飯、打掃衛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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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1年,我(前排右一)和父母、兄妹的全家福。


從我記事起,家裡就備齊了電話、放映機、三角鋼琴等等,這可全是那個年代的稀罕物,我那趕時髦的父親甚至還擁有兩輛摩托車。

此外,我的衣服和玩具也大都是進口洋貨,走在外面,大家總愛戲稱我為「大小姐」。

我父親叫鄭金鑾,上世紀五十年代,他常在上海蘭心大戲院(今「蘭心劇院」)舉辦小提琴獨奏音樂會,母親只要不加班,也會穿上精美的旗袍,踩著高跟鞋,帶我們兄妹四個赴會。

音樂會座無虛席,看著舞台中央優雅的父親,我心裡別提有多自豪。回到家中,母親若是起興也會彈幾首鋼琴曲解悶。

可以說,我們兄妹幾個從小就是在父母的音樂熏陶下長大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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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父親出生於書香世家,

母親是商人的女兒,倆人門當戶對。

和兩個哥哥一樣,我從三歲那年開始學習音樂。

在我家,小提琴是必修樂器,另外還要再自選一門樂器作為輔修,我選的是鋼琴。小提琴由我父親親自教,他性情溫和,對小孩子很寬容,我練小提琴時拉錯了弦也不指責,只是咳嗽兩聲,一聽見他咳嗽我就趕緊停下來看看譜子,再重新來過。

相比之下母親要嚴格很多,她雖然會彈鋼琴,還是請了更專業的老師來教我,一聽見我彈錯會直接上手打我屁股。

上小學時,我每天放學第一件事就是被母親監督著練琴,吃完晚飯還要繼續練,幾乎沒有放鬆時間。看見鄰居家孩子聚在一塊玩啊鬧啊,我心裡羨慕得直痒痒,可只能乖乖坐在琴凳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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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歲那年的照片,琴有點重,小小的我拿著還挺費勁的。


年齡稍大一些後,我對練琴這件事慢慢不那麼抵觸了,在家沒事還不自覺地哼著歌自彈自唱,母親見我聲音條件不錯,又找來家庭老師教我唱歌跳舞。

於是小小年紀的我便有了一身本領,不僅會拉小提琴、彈鋼琴,還能唱會跳,人見人愛。

我在藝術上全面開花,文化課卻一塌糊塗,尤其數學。那會兒成績是5分制,5分是滿分,3分是不及格,而我的數學成績永遠只能拿到2-,試卷拿回家也不敢跟父母說,只能偷出印有父親名字的圖章敲在試卷上交差。次數多了,老師起了疑心,電話打到家裡事情才敗露。

這之後,母親不再每天逼我練琴,一得空就叫我做算術題。大概精力和天賦都用在音樂上了,我對數學有種天然的排斥,看見數字就兩眼發直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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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辦法,母親只得教我用手指頭做加減運算。手指頭不夠,就把鞋脫了數腳趾,再不行,拿一捧豌豆或一盒火柴棍擺在我跟前。這些笨方法不但不奏效,還讓原本開朗的我變得呆愣愣的,一攤開書本就眼淚直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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練琴時的我,和做算術時的我完全是兩個人。


父親是自由主義者,見我被數學逼得發瘋,安慰我母親順其自然,「我看她以後活得下去的」。

母親這才接受現實,叮囑我好好學音樂,將來千萬不要做跟數學扯上關係的工作。我深知自己別無所長,對音樂越發上心了,很少再挨罵。

因為父母開明,我的童年還算幸福,過得也很充實。可就在1966年,國內環境陡變,父親丟了工作,母親被派去農村當赤腳醫生,兩個哥哥成為下鄉知青,家裡只剩下11歲的我和妹妹相依為命。

為了養活妹妹,我每天去菜市場剝毛豆,剝一斤才給三分錢,一天下來指甲里全是血……

為了不讓父母失望,我每天早上五點就起床練琴,靠練樣板戲把基本功打得越來越牢。在一次偶然的登台表演中,總政歌舞團的招生組看中了我,想讓我進團當文藝兵。

總政歌舞團多風光啊!在軍隊歌舞團系統中處於最高地位,能進去的人鳳毛麟角,像蔡國慶、毛阿敏、李雙江這些後來耳熟能詳的明星都是從總政出來的。


1970年,總政歌舞團招生組成員和我母親(左一)、

父親(左二)、妹妹(左四)的合影。


我自然不能錯過這寶貴的機會。

1968年冬天,父母結束下放平安回家後,13歲的我便一個人從上海坐火車去了北京。

這是我第一次獨自離家,雖然個頭已經超過一米六,看起來和成年女孩無異,心智卻遠未成熟。進團前兩個月,我幾乎每天都哭鼻子,有時因為想念家人,有時因為部隊生活過於嚴格枯燥。

清晨的起床號令吹響後,我很難在兩分鐘內穿戴整齊、打好背包,緊急集合時總是衣衫不整,時不時被班長訓斥。每天清晨的長跑,對我來說簡直和萬里長征差不多,跑完步還要打掃衛生、洗漱吃飯,接著是排練節目,沒有節目時還要練琴、練唱、練舞,循環往複。

好在作為歌隊里年齡最小的女孩,我的才藝水平很拔尖。小提琴和鋼琴自不必說,聲樂學習也從沒斷過。

前幾年,在一家人連生存都成問題的情況下,母親仍借錢給我請家庭老師,她說,「你可以不吃飯,可以穿得很破,可以節約家裡所有開支,但教育上不能省。」

憑藉紮實的童子功,13歲的我成了團里多才多藝的小教員,頗受大家喜愛。


少女時期的我多才多藝、活潑可愛。


進部隊第一年,我每月工資是六塊三毛,此後每年工資會漲個一兩塊錢,直到第五年,我憑藉過硬的成績成功提幹部,工資一下漲到了56元,在上世紀七十年代,這絕對算得上高收入。

我每個月只留下極少的一部分用來買郵票、信紙、衛生巾,剩下的大部分給父母,少部分用來接濟兩個剛參加工作入不敷出的哥哥,這樣的狀況一直持續到我嫁人。

25歲那年,我嫁給了團里一位相識多年的戰友。

自從13歲離家進部隊,我的整個青春期都在部隊度過,沒有任何社會經驗,對婚姻、戀愛更是毫無概念,等到真的和一個男人組成了家庭,才發現這是上蒼跟我開的一個玩笑。

婚後沒多久我就意外流產,還落下了終身不孕的後遺症,沒多久我們便宣告離婚,這段經歷對我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。


婚前的我總是滿臉陽光。


如果沒有那場失敗的婚姻,我的人生或許會更幸福一些。

1983年,我帶著一顆破碎的心請假回到上海。

為了讓我擺脫陰霾,母親建議我去她的出生地香港散散心,那時外婆已經離世,我只能借住在表舅家。表舅在香港當警察,人脈很廣,見人就誇耀我是總政歌舞團的。時間久了,還真有工會邀請我去表演。

原本想著閑著也是閑著,表演一下無妨,沒想到竟然演出了名氣。

工會之後,香港老人院、大學學生會、上海同鄉會都來找我,各類藝術團體的邀請也紛至沓來。我是純義務演出,但每次演出結束,負責人會堅持塞給我一個紅包,少的有幾百港元,多的時候兩三千,而我那會兒在總政的月工資才100元出頭。


在香港攢的幾千元港幣,


我盡數交給了父母,他們一直沒捨得花。

掙錢還是其次,在香港逗留的三四個月,我很慶幸認識了對我有知遇之恩的黃教授,他曾經在美國林肯大學留學,彼時在香港的大學教英文,看過我的表演問我:你唱歌、拉琴這麼好,要不要去美國讀書?

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啊,身邊留學歐美的人屈指可數,而我家經濟也不寬裕,父親剛恢復工作,妹妹在上海音樂學院讀書,家裡光每月房租就高達幾十元,十多年裡還欠了兩三萬元外債。


留學這件事對我來說太過遙遠,黃教授卻堅持為我寫了一份英文申請書,將我的聲樂、小提琴磁帶寄去美國。沒想到等我回上海不久,林肯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就寄到了我家,還提供全額獎學金!


看到錄取通知書,父母高興壞了,他倆一個是杭州國立音專畢業的,一個是浙江私立廣濟醫學各科專門學校畢業的,思想都很開明,一直鼓勵四個孩子學習深造、開拓眼界。

我由於婚姻破裂加上意外流產,本就不願再回到北京那個傷心之地,此刻有另一條出路擺在眼前,自然把它當成了救命稻草。

在父母的支持下,我幾乎不假思索地就決定要去美國,並在很短的時間內辦理了轉業手續,拿到1萬多元轉業費。


轉業前我和父親的合影,


我的軍旅生涯一共十四年。

轉業費看似不少,但當時國內只允許兌換15美金的外匯數額,人民幣再多也帶不去美國。二哥替我想了個主意,他連夜去蘇州花一萬元買了把高級小提琴,讓我把琴帶在身上,生活不下去了就賣琴換錢。

離家前夕,我抱著琴久久無法入睡,內心很掙扎。琴帶走了,家人的生活怎麼辦?可如果不帶琴,我真能靠著15美金在遙遠的大洋彼岸活下去嗎?

次日臨行前,我將琴塞在父親懷裡,信誓旦旦地向他和母親保證,自己肯定能在美國想辦法養活自己。聽了這話,父親一句話也說不出來,母親轉過身偷偷抹眼淚。

經過生活的摧殘,倆人這會兒面頰凹陷、鬢角頭髮全白,看起來既蒼老又脆弱,看得我十分心疼。


很長的一段時間裡,父母總是穿得很樸素,沒有了往日的神采。


從上海到芝加哥的二十多個小時里,我的眼淚幾乎沒斷過,除了對故土的不舍,還有對未來生活的擔憂,畢竟我全身上下除了兜里的15美金,就只有手裡拎著的破行李箱,裡頭放了一本英漢字典、一張全家福,和牙刷牙膏、衛生紙之類的日用品,用赤手空拳來形容也不為過。

等我真正下了飛機,憂慮變成了茫然。我以前沒見過真的外國人,此刻在我眼前來來去去的全是高個子外國人,膚色有黑有白,頭髮有黃有綠,連眼珠子都是藍瑩瑩的。某個瞬間,我甚至懷疑自己是否還在地球上。


我不會英文、不認路、又沒錢,也找不到學校事先說好來接應的老師,只能拎著行李箱在機場毫無目的地瞎走,越走越暈乎。

最後,我抱著破罐子破摔的心情出了機場,也不管錢夠不夠,直接上了輛計程車,給司機遞上事先用英文寫好的學校地址,順利抵達林肯大學,連車費都是到校之後教務主任給付的。


初來乍到,語言成了我適應大學生活的最大障礙。

我的室友名叫Lorry,是個白人女孩兒,藍眼睛紅頭髮,剛見面時,她眨巴著兩隻大眼睛盯著我看,嘰里咕嚕說了串英語,我趕緊翻字典和她溝通。原來她是怕我不認路,邀我一塊兒去食堂吃飯。Lorry的友善讓我們很快成了朋友。我懸著的一顆心終於落下,在諾大的美國也算有個安身之所了。

我對英語一竅不通,只能硬著頭皮上專業課。聽不懂就用錄音筆錄下來,托同學Susan幫我做些英文筆記,晚上再對照錄音和筆記通宵達旦地查字典。周末同學去看電影了,我繼續在宿舍寫作業,每天都睡得很晚。

Susan後來變成我的閨蜜和終身好友。


無奈我基礎太差,儘管拼了老命,凡是用英文作答的科目,比如電腦、音樂史,無一例外全得了D-,實在有些難為情。好在我的聲樂和小提琴都是A,並憑藉出色的專業能力,成了學校樂隊的小提琴首席,還在歌舞劇中擔任女主角,一下子成了校園風雲人物。

在學校的生活還算平穩,真正的挑戰在寒暑假,得靠打工才能負擔起食宿費。我在快餐店找到了份暑假工,活兒不複雜,無非是烘焙、打掃衛生、收銀這些。我本已打定主意擼起袖子好好乾,沒想到第一天就因為多找了客人十幾美元被炒魷魚。


之後我又去一家中國餐館找了份跑堂的工作,時薪1美元,當時美國法律規定時薪不得低於5美元,老闆娘開導我說服務員都是靠小費掙錢,我也就同意了。到底還是年輕啊,忙一天下來我才發現,中餐館的常客都是黑人、日本人、印度人,壓根沒有給小費的習慣,一天下來能掙到10美元都算多了。


有天我正忙著,老闆娘和兩個想吃霸王餐的非裔吵了起來,其中一位把手伸進鼓囊囊的口袋,我憑當兵多年的直覺判斷那是把槍,趕緊提醒老闆娘別要錢不要命!

聽了這話,老闆娘轉頭對她老公大喊:快撥打911!警察很快趕到了現場,有驚無險,但自那以後,我再也不願在飯店打工了。


30歲時的我,在大學這種開放環境中,穿著打扮也跟著洋氣起來。


不打工就沒錢,沒錢就活不下去。一籌莫展之際,學校給我介紹了幾場音樂表演活動。和當初在香港一樣,我的表演很受觀眾歡迎,謝幕時掌聲如雷。

那時中國改革開放不久,外國人對這個神秘的東方國家充滿了好奇,謝幕了也不肯放我走,問能不能介紹介紹中國。推辭不下,我將國人的衣食住行簡單說了說,他們竟也聽得很起勁。

離場前,我和觀眾依次握手,一鬆手發現手裡有美元。這次表演讓我嘗到了甜頭,之後每逢寒暑假我都會應邀參加演出,每場表演至少能收穫幾百美元到幾千美元不等。

我離開祖國時身上只有15美元,父母心疼卻無能為力,他們不知道的是,正是他倆對我的精心培養,讓聲音成了我的本錢,讓小提琴成了我的武器,而我靠著這兩樣東西,成功在美國活下來,並且活得還不錯,就像母親當初對我說的:一技在身,走遍天下都不怕。


和小提琴相依為命大半生,它成了我最好的朋友。


生活穩定下來之後,我不忍父母繼續受苦,把他倆也接了過來。

父母來美國時已經六七十歲了,沒什麼勞動能力,加上人生地不熟的,只能在家裡待著,由我負責他們的衣食住行。

待了幾年後,父親時不時受邀去一些民間團體講學,母親則去芝加哥的一家醫院做英文翻譯,倆人在異國也有了獨立生活能力,我的負擔減輕了很多。

彼時二哥在我的幫助下也來到美國求學,畢業後我們同在芝加哥一家音樂培訓機構工作,機構的教學水準平平,我倆便萌生了自己創業辦學校的想法。

1998年,我和二哥貸款8萬美元用來租學校場地、買樂器,摸索著創業。沒錢請老師就靠自己教,最苦的時候,我帶了七八十個學生,忙得沒日沒夜。

我和二哥一手創辦的音樂培訓學校,同期有400多個學生。


前期雖然苦,學校卻比預料中發展得順利。不到半年我們就還清貸款,還花錢雇了老師,我和二哥也擺脫了光桿司令的處境,日子慢慢變得好過起來。

2003年,我花30萬美元在芝加哥市郊買了獨棟別墅,考慮到兄妹們都已成立自己的小家,常年單身的我主動要求將父母接來一起住。

父母已經七八十歲了,需要專人照顧。學校最忙的時候,我嘗試著問他們願不願意去養老院,話音剛落,老人立馬淚水漣漣,像兩個孤苦無依的小孩。

小時候,我每次去幼兒園都要撒潑打滾,一想到要面對那些不認識的老師、同學就害怕得大哭。父母聽到「養老院」三個字,大概也是同樣的心情吧……

這之後,我再也不提養老院的事,每天給他們做飯、打掃衛生,帶他們去醫院看病,假期帶他們四處旅行。


我13歲就離開家,早早失去了父母的陪伴,我一生都在尋找童年的愛,似乎只要跟父母在一起,我的人生就是圓滿的。


父母的晚年很安詳 ,母親活到92歲,父親活到100歲。


然而人的精力有限,學校家裡兩頭操心最終累垮了我。

2006年的一天,我的喉嚨突然失聲,被診斷為壓力過大導致的痙攣性發聲障礙,唯一的醫治方法是向喉部肌肉注射肉毒桿菌,這是一種劇毒神經麻痹劑,注射時稍有不慎都可能導致我終身失聲,且藥物效果每次只能維持三個月。

生病後,我逐步退出學校事務,將重心放在父母身上。

父母去世前一直勸我給自己找個伴,不然太孤獨了。我也不是沒想過,尤其夜裡入睡時,老覺得屋子空蕩得可怕。


年輕時也有很多白人男孩追我,但身邊太多跨族婚姻不幸的案例,讓我始終不敢邁出下一步。更重要的是,西方人基本都是各過各的,而我想把父母帶在身邊,這是不可調和的矛盾。


母親走的時候,我們四兄妹都環繞在她身邊,大哥吹笛,二哥拉中提琴,我和妹妹拉小提琴,合奏她生前最愛的一首曲子,直至她的心電圖成一條水平直線。

父親則活到了100歲高齡,和母親一樣,他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到祖國,可惜因為年齡太大受不了長途顛簸沒能回來,去世時眼角還含著淚……


父母生前,我們一家六口曾在美國短暫地相聚。


從剛懂事起,我就老覺得自己來這世上一遭是為了報恩的,前半生做的大部分選擇、走的大部分路,都是為了父母能生活得更好。

我對父母的愛,遠遠超過了對自己的愛。也因為這樣,當父母離世後,我內心悲痛欲絕,彷彿空了一塊,找不到人生的意義所在。

大哥對我說:「你回來吧!中國已經不是35年前的中國,已經不比美國差了,你沒必要再在那裡掙扎,你可以回到故鄉,讓我來照顧你。」

聽了這話,我正式退出學校所有事務,帶著父母的遺願回到上海,住在我們一家人小時候住的五原路上。

大哥住得離我不遠,我時不時去他那兒坐坐,他時不時上我這兒坐坐。有他在身邊,以前的那些回憶似乎還有跡可循。

回顧自己這大半輩子,其實是有點太追求完美了。

我原以為這是優點,正因為追求完美,才能支撐我走這麼遠,才有了我在事業上的成功。但我現在意識到這是缺點,因為太追求完美,我這輩子活得太累了。

如今年過六旬,我終於想要鬆弛下來,在童年時住過的那棟樓里租了個小房子,照自己的喜好買了好看的傢具,置辦了一架鋼琴,在陽台上養了幾盆花。

我本身不愛熱鬧,從來不去跳廣場舞,雖然也會羨慕同齡人兒孫繞膝,但還是過慣了自己一個人的生活。

我做飯,彈琴,給花澆水,打扮自己,做一切熱愛的事情,把每天當成人生的最後一天來過。


雖然我喉嚨發聲困難,好在還能彈琴來抒發感情。


前段時間,我去出入境事務管理局辦長期居留證,工作人員問我有無父母、愛人、兒女,我搖了搖頭,對方卻說:太好了,你是孤老,可以辦三年居留證!

奮鬥一輩子居然把自己活成了孤老,一想到這裡,我就覺得挺遺憾的。

但轉念一想,此時此刻不正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候嗎?


我是孤老,所以我不需要顧慮任何人,不需要和任何人磨合,不需要忍耐任何人的習性,不需要為兒孫做飯、洗衣,我可以想吃就吃,想睡就睡,想開燈就開燈,想化妝就化妝,多少人想這樣還做不到呢!


等將來老到不能自理了,我就讓護工來照顧。其實我是主張安樂死的,可能太前衛了,親人們無法接受。


我的墓地已經買好了,就在爸爸媽媽旁邊,可以去陪伴他們,周圍都是老美他們會覺得很悶的。

現在,我有一種人生才剛剛開篇的感覺。

從前我都是忙著打拚,忙著讓家人過得好一些,現在的每分每秒,都是真真正正地為自己而活。

一個人安度晚年也挺好,大概這就是命運對我最好的安排吧。



文章參考:今日頭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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